皈依何方——金庸小說中的退隱觀

作者:轉載發布時間:2011-03-06

《天龍八部》的回目集起來,是這樣的一首詞:輸贏成敗又爭由人算且自逍遙沒誰管奈天昏地暗斗轉星移風驟緊 縹緲峰頭云亂紅顏彈指老 那芳華夢里真語真幻同一笑 到頭萬事俱空胡涂醉 情長計短解不了 名糸嗔貪卻試問 幾時把癡心斷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著如此的感嘆。還是慕容博說得好:“庶民如塵土,君王亦如塵土。大燕不復國是空,復國亦是空。”

“空”才是人生的“真相”。廝殺搏斗,失敗了怎么樣?贏了又怎么佯?誰不是剎那的芳半,水中的泡影,轉瞬即逝?《倚天居龍記》中的謝遜最終悟得:“師父是空,弟子是空,無罪無止,無德無功!”

有人評論,金庸的小說中正義固然得以伸張,但伸張后只剩下空虛,給人“回首當時己惘然”的感覺。

如果說金庸的小說,寫盡了人生的“虛空”兩字,是并不過分的。他小說的焦點都是“爭奪”和“仇殺”,圍繞武林秘籍、金銀財寶、名譽權位,一大幫人爭個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誰都不是贏家。

《白馬嘯西風》,爭奪一張高昌古國迷官的地圖。

《鴛鴦刀》,爭奪一對刻著“仁者無敵”的利器。

《書劍恩仇錄》,爭奪帝位,滿漢兩族爭得不亦樂乎。《碧血劍》,爭奪金蛇秘笈徐達府的寶藏。

《射雕英雄傳》,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爭奪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爭奪《九明真經》。

《神雕俠侶》中爭的是情。

《連城決》,爭奪連城決及江陵天寧寺內的金佛寶藏。《雪山飛狐》,爭奪天龍門寶刀及冰窟室藏。

《飛狐外傳》,田、苗、胡、范四家連環仇殺。

《倚天屠龍記》,爭奪倚天劍和屠龍刀,蒙漢爭霸天下。《天龍八部》,遼、漢、慕容氏爭霸中原,蕭氏復仇。《笑傲江湖》,爭奪辟邪劍普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記》,爭奪四十二章經內寶藏,漢。滿、蒙、藏民族大決戰。

對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許多因財主引起的糾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幾篇小稅中,人物的行劫都是圍繞著傳說中上代遺留下未的巨大寶藏。后來的幾部書,奪寶的情節不再出現,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記》,又出現了爭奪滿人龍脈寶藏的情節。

至于武功秘籍,對于一般人沒有什么用,但在武俠世界,則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夢想得到這些秘籍從而一朝稱霸武林。與秘籍相關的東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劍、匕首之類。

《射雕英雄傳》是爭奪武功秘籍的典型,《倚天屠龍記》是爭奪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則看重權位。有了權力,就有財寶,有了王位,就合有武林高手力他效勞。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輩,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法王,還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從幫主到小嘍羅都甘受驅使。所以名位之爭,寸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說,大多涉及到名位的爭奪,小規模的,是掌門之爭、幫主之爭,大規模的當然是所渭正邪兩派和武林盟主之爭,最大的莫過于江山帝位之爭了。不佬大規模小規模的爭斗,都是異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門相爭正宗,《天龍八部》中有東宗西宗之爭,《笑傲江湖》中華山派有劍宗氣宗之爭。雖然均為同門,但相爭之時也絕不留情,見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將寸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謂之“清理門戶”。

幫主、掌門之爭,‘爭斗手段殘酷’和與死敵相斗時是不遑多仕的。爭奪掌門之位,殺戮之狠,又以全真派為最。全真派王重陽為祖師,二代掌門馬鈺,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門懸而未決。按理應是尹志平繼位,但趙志敬覬覦大位,借著蒙古人的勢力,將異己全部清除,斬草除根,殘忍之極。

丐幫的幫主之爭,在幾部小說中都有反映。丐幫自洪七公、黃蓉之后,后繼無人。霍都王子曾化妝何師我入幫,企國奪取幫主之位,但終于敗露。野心家陳友諒也曾挾天子以令諸侯,用人冒充幫主史火龍,最后也失敗。

教主之爭,最深謀遠慮的是任我行和東方不敗。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將計就計。最后二人難免當面一戰,結果東方不敗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兩人爭奪教主之位,禍及下屬,非我一派,立遭誅殺,絕無妥協之出,殘酷冷血。

述有左冷禪、岳不群的五岳盟主之爭,曠日持久,陰險狡作,手段狠辣。一個是處心積慮早有野心,盅惑人眾,暗中使壞;一個是假冒為善,見機下手,毫不留情,決不手軟甚至要將別派趕盡殺絕。

武林盟主之位爭奪也是代代不息的。什麼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華山比劍,歷時25年,非要決出個勝負來,以便當上大哥大,號令一統江湖。什麼正派、邪教,白道、黑道,總要打個你死我活,殺個天昏地暗,為了所謂武林正宗、武功正宗爭執不休。

 

更有民族之間的仇殺,江山國土的爭奪,更是慘烈非常,生靈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綿數百年而不絕。

金庸對于這種種爭戰的刻面和描繪,表現出他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對民族性格、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對這一切的批判和厭惡。即使在刀光劍影當中,在生命懸于一系之阮,讀者也不難體會到金庸對于人類寬厚同情的心靈,看出那種對世俗、對競爭的厭倦和無奈。所以,就有劉正風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莊,與琴棋書畫為伴;還有榭遜的自我流放荒島,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燈,與世無爭;……耐人尋味的是,不管怎佯的開篇,經過什么歷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結局大多是歸隱。、其實,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總歸要走到這一步來的。

那個古老的中國,似乎是懸在俠客們的那一柄銀光閃亮的長劍上,和由這長劍反映日月所搖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俠的歷史中,某些人生態度便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里,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觸須。

金庸說,“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的似乎不大可能,就算最后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于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所以,金庸帶給了他的人物兩種選擇,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隱逸,沒有第三神選擇可作人生的緩沖。

多么決絕的態度。

 

從第一部《書劍恩仇錄》開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劇收場的,無論是陳家洛等紅花會英雄的抗清大計,還是陳家洛本人的兒女私情,均以悲劇告終。而小說又通過陳家洛的悲劇性格及其具休的愛情悲劇與事業悲劇,揭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悲劇。紅花會英雄試圖遍過換一個漢族帝王。乃至通過同一帝王換一套漢族服裝,便以為是抗清大計的完成,而對封建社合的歷史本質毫無認識,對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毫無反抗。這就決定了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敗及其悲劇結局的必然性。

《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輝煌,他不知圓了多少人的英雄夢。幾乎金庸筆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這佯的英雄必須死。他首先不能見容于漢家武林,因為他有契丹血統,他只能在必須殺人或者自殺之中選擇一個。

世道有時候就是這般不平!

人有時候就是那祥混帳!

于是,喬峰一咬銀牙,選擇了“掌心一翻,杷匕首送迸了胸瞠”著一條路,死在了父親當年被漢家武林無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奈碰巧沒有死,活過來了,然而喬峰能嗎?當然不能。

喬峰的悲劇是那種命運的悲劇,是因自己內心產生的各種份值觀念的沖突,一種天法分別是非,無法分辨善惡的無可奈何的沖突所造成的希臘式的悲劇。(沈君山語)百念俱灰之后,過去的俠士們往往于悲愴中追尋和營造了一個精神家囝,那就是:隱逸。

金庸筆下,年輕的主人公都曾經“有為”過。他在作品中明顯的分出兩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與隱于世,年輕的主人公總是在塵世中先忙上好一陣子,到了很后頭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條門往。年高有成之人,已經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自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擾,他們現身的形式,通常是歸隱。但遠并不是他們的專利,年輕的年老的最終都會“殊途同歸”。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嗎?《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他的內心總是向往自然、平和與無為的。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被壞境、形勢所逼,萬事之來,往往順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寧可舍己從人。他之習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勢,亦是楊逍、殷野王等動之以情;與周芷若汀婚是奉謝遜之命;不與芷若拜堂又是為趙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沒有死成),他會困在這些錯綜復雜的網中窒息。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夠明朗,不夠豎執。

其他的頂天立地的英雄又是如何呢?且不說郭靖無意于華山論劍,但卻成了公認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俠客行》中的那位被叫做狗雜種的小叫化,他也萬萬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軼之今”的機緣,隨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謝煙客可供驅策。小叫化沒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識一個。然而后來卻又因目不識丁而致心智上的“無著”、“無住”、“無作”、“無愿”,一舉破解俠客島上的《太玄經》,并就此練成神功。他對生活可說是毫無非份之想,一向是無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卻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幫合長樂幫的幫主石破天,身處幫眾如云。而且小叫化還未來得及認真去想想“我是誰”時,卻又成了大俠石清夫婦的次子石中玉。作為一個一下子是“狗雜種”,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當了“石破天”,一下子又成了“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稱作“史凡刀”,一下子又變成“石中玉”的人,面對或低*或尊貴的身份,他都不會樂于那些陰差陽錯的鴻運巧合。然而面對眾人異口同聲地強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無可奈何,有日難辨。

 

“對于真的東西,你不能不懷疑,你又不能不信奉,這也許就是離奇古怪的生活對人所進行的異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訴我們,你如果想去適應社會,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懷疑自己。”(劉新風語)這就是冬方神秘思想的啟悟嗎?武俠們一旦走到了這種境地,沖突或者挫折,斗爭或者勝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淡活時他提到:“佛家經常講‘變’,所渭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便’,這當然是象征性的講法了。

透過了‘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完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出脫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是注定會衰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么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無措,因此《碧血劍》里袁承志在歷經種種曲折之后、發現了清朝新主皇太極并不像想像中的那祥道德淪喪,窮兇極惡,相反卻是精明強干,頗有順天愛民之識。又見到崇禎皇帝雖剛愎可惡,糊涂可恨,但卻也是滿腹苦悶兩鬢早衰,殊無偉人君之樂。反而自己義尤反顧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龍位,做了大順皇帝后,不思進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穩,龍椅還沒坐暖,便被清軍所敗。趕出北京后,更是兵敗如山倒,一發不可收拾。,面對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返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創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應實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與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只能是他內心的一種渴望,不可能見容于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爭的漩渦。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住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歷了許多周折,最后終于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種“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類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斗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們擔心,在那種政治斗爭、政治體制以及由之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種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爭、明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里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凈地方?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只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隱下去。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力了愛情一隱再隱,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而、最令人唯忘的形像。狄云在經歷了不可思議,不可勝數的磨難與欺凌之后,帶著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寧靜雪谷,和也被別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楊過在俗世中盡了座盡的義務后,也攜著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兒育女去了。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隨機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適從,只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隱,告“老”還多,從此不知所終……細數一下,我們才驚覺,金庸的14部作品,占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隱”一途走去的。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怫。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合力量,他們必須依附于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匯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困。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他們只能扮演著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若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垢罵。但實際上,他們與民眾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別。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闕”,不得起用時,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祥一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于愛國,愛國必須忠君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楚文化的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且露才揚已,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種詩人氣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懷王何以非要聽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根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別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金庸在《鹿鼎記》里也寫到韋小室和康熙的關系,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子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與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偽善守禮與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與被統治者的阿諛,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與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昱然是有一種極為微妙而又隱密的渠道相通。這二者“合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室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歷史”,“歷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只能滿杯悲憤地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室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與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剛是先“不遇”而隱居臥龍,以后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堪為人臣之識,萬世之表。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時昏聵聽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風夜憂嘆,恐托付不效”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優點、弱點可見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勵進取、鼓舞奮進的最大精神動力。

金庸從“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寫到“反俠”,從“江山”寫到“江湖”,就是想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窠穴,而還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代代都有,但變肉休的“自天”而為精神的“天放”也逐漸流行起來。

天然放浪,遠離世俗,陶淵明最有代表性。當他意識到“誤落塵網”后,便掉轉頭來,“守拙歸園田。”在家鄉,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畢竟家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且還常攜帶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飯飽,比起一般衣民樵夫不知強了多少倍。所以誦詩作畫,撫琴對弈)不脫文人之雅興。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卻又問何時顯“金剛怒目”相呢?畢竟心中念著的還是“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后來的蘇東坡,同祥也是個十分矛盾的具有雙重性格的文人。他既欽慕屈子、孔明、陸贄等經世濟時之風云人物,又酷爰陶潛、謝靈遠、王維這徉的避世高人,追求禪理之精妙,欣賞隱士之逸趣。故而一時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顯露出正宗的儒家風范;一時又有感于“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發出了“吾生寄如耳”之類低沉的詠嘆。后世文人,大抵都有著這樣的作風心恣。

就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長安花”的得意者,還是“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過在進取與隱逸中選擇自身價值的痛苦的磨煉和抉斷,有時還是反反復復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統思想,大濟蒼生等等,在歷史的沉積層中已根深葉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責任感;另方面,莊與禪的交通、圓融,又是他們逃避精神煩惱,擺脫內外交困之心靈壓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不僅是互補的,而且是文人心態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如不“獨善”就談不上“兼濟”,而無“兼濟”剛“獨善”也不痛快。正所渭“進亦憂,退亦憂”。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則進與退原本并無質的差別。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皆由心生,若悟真性,即無所住,無所住心,即是智慧。”這樣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了。

從“拔劍四顧心茫然”到“大俠棄劍回故下鄉,金庸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古老的中國去,讓我們聞到了傳統的芬芳,也目睹了傳統的腐朽。之后,他從容瀟灑地抽身而出,到一個心良靜虛之境,拈花而笑甚而是與花對笑去了。留下了那幾千百字的15部作品,也留下了一個光怪陸離,令人神往也令人動情的武俠世界,誘惑著每一個愛它的人。

讓我們感謝金庸的小說吧,感激為我們帶來了這許閱讀的快樂,想像的快樂的金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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